——海派绘画论略

一、     海派形成

上海，原为一处渔村荻港，后逐渐发展成一个小县城。明清时期，由于地理上的有和条件，闽、浙、鲁、辽等沿海省份及东南亚地区的船舶纷纷前来，商贾云集，上海遂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史的序幕。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上海被强行开放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给上海带来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这时的上海除了官僚、地主，洋行买办之外，经营各种商品的商业资本家、开办钱庄的金融资本家以及各行的手工业者、工人都纷涌而至，上海经济迅猛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

太平天国运动以后，中国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给上海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文化活动相继活跃，上海的画坛也逐渐兴旺起来。同时，文化的商品化也急剧发展，吸引了大批文艺家的纷纷涌入。原来集中在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画家，为了生活也都转到上海。任熊、任淇、朱熊、张熊、王礼、朱偁、周闲、胡远、钱慧安、吴嘉猷、杨伯润、任薰、任颐、胡璋、高邕、虚谷、赵之谦、蒲华、吴昌硕、倪田、吴庆云、陆恢、吴谷祥、任预、程璋、吴澂、王震等先后来沪，这一长串名单真如过江之鲫，首尾相衔，可见其盛况空前。张鸣珂在《寒松阁艺琐录》中说：“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

于是绘画作品进入钱庄、当铺、商店的客厅和商贾的住宅，而附庸风雅的商人也津津乐道于绘画，以此互相攀比，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绘画不再是封建地主及士大夫所垄断的奢侈品，商贾、市民也成为绘画的占有者。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上海艺坛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画家队伍。他们根据买画者的需要，以新颖的绘画技法和审美趣味锐意求进、大胆革新，彼此影响，互为风气，创造出清新恬淡的画风，形成一个极具影响的绘画派别，即“海上画派”，世人简称其为“海派”。

二、     海派前期名家

在海派形成期，最主要的名家有“三熊”、“二任”。“三熊”即张熊、朱熊、任熊，“二任”即任熊、任薰。此外朱熊之弟朱偁、朱偁之师王礼也是早期海派的重要人物。这些海派早期人物都属于探索型画家，致力于画法的探讨、画格的演变，虽没有形成统一的风貌，但也酝酿出某种共同趋向。

海派早期的画家以张熊寓沪最久，名声较响。张熊（1803—1886），字子祥，号鸳湖外史，浙江嘉兴人。早年在湖州开设古董铺，经营文物古玩，富于收藏，精于鉴赏。他“工花卉，纵逸似周之冕，古媚似王武”，作画循规蹈矩，不尚奇僻而功夫独到，甚为时人称赞。如果说周之冕的花卉以勾花点叶为特点，王武以画法工丽，妙夺天真而称名一世，那么张熊则沿袭诸家传统，保持工稳画法的同时，又擅长滋厚浑融的笔墨，工中带写，运笔灵活，构图主次分明，设色艳而不俗，使画风由秀雅而趋纵逸，从而树立起海派花鸟画之风范。

 张熊《秋阶艳卉图》  吴谷祥《高山耸岭图》    吴昌硕《悼朱釴诗》

事实上，海派早期的花鸟画一方面接受华转而绍述正统派的“没骨派”，和明以来的“勾花画叶派”，以及陈白阳、恽南田等画风，而面目多样；另一方面，又取法北宋，用色趋于绚丽。不仅张熊如此，王礼也曾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胡远《云起石图》       吴澂《听秋图》   钱慧安《香山诗意图》

王礼（1813—1879），字秋言，号秋道人，江苏吴江人。从小喜欢绘画，师从沈荣学写花鸟。他师法华嵒、恽寿平，以及宋人画法，其花鸟画工稳秀丽又富洒落隽逸之姿。他又能在较为雄畅的画法中，依然保持着笔致清健的特点，可谓雅俗共赏。王礼的学生朱偁（1826—1900），也基本上沿袭这种画法。朱偁早年名琛，后改为偁，字梦庐，号觉未，浙江嘉兴人。善画花鸟，初法张熊，后师从王礼，题字识款，可以乱真。晚年画艺大进，可惜未脱霸气。朱偁的花鸟在王礼的基础上又略作发展，更讲求用水、用墨，在气息上仍属于恬静一路，这显然符合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其画法直追陈淳遗意，画风细腻秀媚，清丽雅致，色彩鲜艳，富有情趣。他与王礼都依稀有华嵒的影子，属于小写意的画法。

海派早期，绘画面貌各不相同，题材也多种多样。这些海派的早期画家大都擅长花鸟画，他们致力于花鸟画法的研究和探索，为海派花鸟画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发展至虚谷、吴昌硕时，花鸟画更是越演越烈。然而在花鸟画发展的同时，人物画也获得了显著的发展。此时的人物画在费丹旭、改琦之外，出现了融陈老莲画风与民间趣味为一体的新面貌。海派画家自王礼开始，学华嵒又上溯陈老莲。虽然陈老莲的人物画造型古拙夸张，但色调仍属淡雅一路。发展至二任，用色便趋于鲜丽，画风更是“鲜艳古硬”。

任熊（1823­—1857），字渭长，一字湘浦，号不舍，浙江萧山人。其父任椿善画，在当地稍有名气，受其影响，自幼喜爱绘画，父卒，又从村塾师学画肖像。因不愿死板地恪守粉本，独辟蹊径，引起老师不满，遂离师赴各地卖画，在杭州，得到同乡陆冶山相助，结识了许多画友。后浙西名士周闲喜爱任熊的绘画，将他邀至范湖草堂，使他终日临抚古人名作，前后达八年之久，画艺日益精深。任熊作画，工笔、写意兼长，人物、花卉、山水无所不能，尤以人物画著称。其画格、画法主要学习陈洪绶，并加以发展，尤讲究衣纹勾勒的排叠与人物造型的有意变形，以及画面的装饰感，笔法清新活泼，气味静穆，富有装饰感，为时人珍赏。他的花鸟画承恽南田简淡的风格，其中参以勾花点叶之法，具有工细清丽、秀润雅洁的情调。他的山水画也极富创造，精微绚丽，工整清新。任熊画目面貌众多，足以称得上一个多才多艺的画家。

朱偁《花鸟扇面》

“二任”之一的任薰（1835—1849）是任熊之弟，也是海派早期的重要人物。他字舜琴，又字阜长，浙江萧山人。自幼受父兄影响，喜爱绘画。青年时在宁波以卖画为生，后转辗于江浙之间，后寓居苏州、上海。任薰对人物、花鸟、山水皆有很高的造诣。人物画取法陈洪绶及其兄任熊，然而作品极富奇躯伟貌，别具匠心，尤其是晚年的一些大幅图画，运笔有如行草，气势沉雄，富有装饰性。他的花鸟画，工写兼善，取景布局，能突破前人规范，富有奇趣，充分反映了其非凡的创造力。所画物象均作适当夸张，富装饰性，高古精雅，线条细劲雄健，设色对比强烈，厚重朴实。

可以说，海派先驱画家的探索为海派画风的正式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进入盛期以后，海派使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三、     海派盛期名家

花鸟画成为海派画家的首选对象。自从扬州画派衰落以后，花鸟画沉寂了一百多年，但花鸟画自有其特殊的魅力，生动活泼的自然形象以及朴素大方的思想情感为人所钟爱。而上海以自身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又使花鸟画重现生机，重放光彩。

海派盛期的大多数画家大都以花鸟画知名，虚谷（1824—1896）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俗姓朱，名怀仁，别号倦鹤、紫阳山民，出家后名虚谷，安徽新安人。太平军兴起时，曾任清军参将，后出家为僧，常往来于扬州、苏州和上海等地，以卖画度日。虚谷是一位全能画家，花果、禽鱼、山水乃至人物肖像，几乎无所不画，尤其擅长花鸟和动物，所绘松鼠、仙鹤、花朵，活泼清新，作画喜变形，花鸟虫鱼形象皆怪诞离奇，形态凝炼，富于动感。他用笔很有特色，善画“战笔”、“断笔”，多侧锋枯笔，飞白满纸，加之逆笔较多，笔线多“毛”，苍劲而松整，形成一种“清虚”的笔墨韵味。他的作品接近于社会，贴近于生活，有着浓郁的世俗情调，无论从花卉、蔬果，还是飞禽、走兽，都能体会到他那朴素而又清馨的生活情趣。

海派盛期，人物画也是海派画家的主要题材之一。人物画是中国绘画最早出现的画科，长期以来一直被统治者用作教化臣民的手段。文人画兴起之后，人物画被人文画家们所唾弃与鄙夷，沉寂长达数百年之久。然而，人物毕竟是与社会、人的情感思想有着直接关系的表现对象，文人画家在明清以后，逐渐把视野转向这一领域。

虚 谷《花鸟图册》之一

人物画以世俗的、平凡的姿态展现于清末画坛，至海派盛期仍占有相当的比例。任颐就是海派的人物画大师。

任颐（1840—1895），字伯年，柄承家学，自幼习得敏锐的观察力和背摹默写的技艺。15岁时只身前往上海发展，曾投身于天地会。后结识任熊，追随任熊学画。1868年冬，随恩师二度重游沪上，开始了他将近三十年的卖画生涯。在任伯年四十岁以前的作品里，还依稀有前人的影子，但随着题材的大幅拓展和笔道的日趋爽利，作品充分显露出画家谋求创新的强烈意图。40岁之后，画家进入丰收的成熟期，尤其是晚年的作品，往往能省去细节，运用绝妙的色墨突显人物的性格特质，臻于神形俱全的境地。

人物画是任伯年创作的主要部分，题材应有尽有，从神仙世界中的女娲、八仙、寿星、麻姑、王母、刘海、干将莫邪、钟馗这些民间喜欢的形象到现实生活中的牧童、钓叟、樵父、舟人、织妇、药乐等。实际上，任伯年作品中还大量存在众多上海滩上的市民形象。任伯年能将人物与景融为一体，以景托人，在布景时，极为讲求画面的虚实、繁减、轻重的对比，画面错落有致，明快动人。他十分重视人物的造型，力求形体比例的准确性，又不乏生动性与趣味性，从而使人物画通俗易懂，倍受市民的欢迎。

王礼《牧牛图》

任伯年的花鸟画以用色清新浓艳为特色，早期的双勾花鸟画承袭陈老莲的画法，构图缜密，线条工细，色彩典雅但未脱陈氏藩篱；其秉承任阜长画法的花鸟画，细笔双勾，有的用笔略呈顿挫，有的则细如游丝，画于生宣纸上的则用笔断续，虽画法均有不同，但疏枝密叶、含花带露、高低向背、偃仰纵横，比任阜长的花鸟画显得生动活泼。其双勾花鸟设色浓重，双勾填廓，朱绿灿然，既艳丽又古雅。任伯年的没骨花鸟画，笔墨浓畅，色彩清新明艳，艳而有火，其颜色衔接处，融合得恰到好处，在色与水的运用和粉与水的运用上，均有独到之处，他常在色彩或白粉未干之时，滴以清水使其自然晕化，得水色交融之趣味。由于他用色不涩、不涂、不腻，笔笔交待清楚，所以能产生轻快鲜明的效果。

任伯年《苏武牧羊图》

应该说，花鸟画是海派绘画的重要部分，特别是海派盛期开始，由渭长、阜长兄弟倡导的人物画发展到任伯年时，渐趋落后，花鸟画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从任伯年起，海派画家就把眼光聚集在花鸟画上，并在花鸟画领域大显身手，形成了近代以来绘画发展的一股潮流。

与任伯年基本同时而稍长于他的“海派”巨匠之一蒲华（1832—1911）也是一位花鸟画大家。他原名成，字竹英，一字作英，号胥山野史、种竹道人，浙江嘉兴人。擅长花鸟，尤善画竹。蒲华上追古人，师法明代徐渭、陈淳、清代恽寿平、朱耷，写意花卉水墨精炼，功力非凡。蒲华画竹，初师吴镇、石涛，后改师文衡山，后期墨竹画潇洒自如，一改早期那种结构严谨、风格挺秀的面貌，享有“蒲竹”的美誉。除花鸟画外，蒲华还擅长山水。他的山水敢于破前人的谨慎拘束，往往干湿互用，层层皴染，格调雄浑豪迈，面目新颖。

海派名家中，也有擅长山水的，只不过当时的山水画已不占主要地位。山水画家大多以“四王”为宗，没有太多创新，在今日看来的确没有值得称赞的。然而，在当时，这些山水画家在沪上极为知名，身价颇高。吴庆云就是海派名家中专以山水知名的少数画家之一。

吴庆云（？—1916），字石仙，号泼墨道人，南京人，寓于沪上。山水气势雄厚，丘壑幽奇，初不为人重视，自赴日本归，尤长烟雨之法，画作墨晕淋漓，烟云生动，峰峦林壑，阴阳相背处，皆能渲染入微，故其晦明之机，风雨之状，无不一一幻现而出。他擅长米芾、高克恭两家墨戏，又参以西画之法，画法自成一格，名重当时。他还采用西洋水彩技法，水墨渲染，烟云明晦的处理，均能应物象形，自然生动，较之古代擅画水墨云山者更得自然妙理。他是海派名家中兼参西洋画法而创为一己画风的成功者之一。

任预《拟大痴富春图》

海派名家之一的吴友如（？—1893）也同样是一位接触西方文化的画家。他名嘉猷，江苏吴县人。自幼喜好绘画，后创作过桃花坞年画。1884年任《点石斋画报》主笔，创作了大量表现时事和风俗题材的绘画作品。由于特定的条件，他逐渐把学习的目光投向国外，接受西方透视画法与光影造型手段，开一代先河。他乐于接近社会生活，用热心和才智去大量描绘现实生活中的民俗风情和新闻事件，而且能熟练自如地融合中西技法，构图繁复，画风工整而又标新立异。

当然，海派发展至盛期，绘画特色已十分鲜明，海派绘画的总体特征都已得到充分的展示。就绘画风格而言，以“碑”入画、以“印”入画是海派盛期绘画的重要特点之一。尽管在此之前，古代画家也作过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扬州八怪就以碑版治印，以碑印入画，但这只是最初的尝试，并未形成气候。实现诗、书、画、印四者的有机结合，当推海派画家。他们承八怪之余绪，把八怪们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首推赵之谦与吴昌硕。在他们那时，治印、写字、作画的界限已基本模糊，篆刻、书法、绘画是相同的艺术，他们把三者融于一体，得心应手，就像把文字观念、书法意趣自觉地融会在绘画中一样，使这种诗、书、画、印相结合的综合艺术性质得以完美地实现。

赵之谦（1829—1884），是海派融碑学书法于绘画的典型人物。他字撝叔，号益甫，梅庵，浙江绍兴人。曾为绍兴知府缪梓当幕僚，后卖画为业。1872年在南昌府主修《江西通志》后，任鄱阳、奉新和南城等县知县，以“七品官”终其身。赵之谦首先是个书家、印人，然后才是个画家。赵之谦的绘画得益于他在书法、篆刻上的深厚造诣，他的书、印使他的绘画频添了许多丰采，而书、画、印结合又使他的绘画面目独特而又全面，尤其写意花卉最为人称道。其花卉画内容，除传统题材外，还喜画温州、福州等地的奇花异草，如葵树、绣球、铁树等，布局经营也饱满严谨。笔墨富有特色，酣畅而又严整，泼墨写意中不失形象之真实，而且将篆隶用笔融于绘画，显得峻劲浑厚，古茂沉雄，泼辣丰腴。他又熟练地运用色彩造型，赋色浓艳明朗，层次复杂，对比强烈，笔酣色饱，淋漓尽致。他擅长用红、绿、墨三色，善于从冲突中寻求协调，从而使画面丰富多彩。以书家笔墨入画，引人入胜，以雄健而带有金石味的楷书题款，书画相映，呈现出熟稔的艺术风貌。

融金石碑学与绘画于一炉而成就卓越，影响深远者当推吴昌硕。如果说赵之谦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书、画、印的开路先锋，那么吴昌硕则是赵之谦之后的又一健将。他凭藉自身诗、文、书、画、印的修养，执海派后期之牛耳，成为上海画派之盟主。

吴昌硕（1844—1927），初名俊卿，字昌硕，后字行，号缶庐、苦铁，浙江安吉人。自幼刻意求学，于1899年受任安东令，一月后便毅然辞去，绝意仕途，专心致志于诗、书、画、印等艺术的深造锐进，到老不衰，独树一帜。吴昌硕最早以书法知名，所作书法凝炼遒劲，貌拙气酣，富有金石气息。他在绘画上可谓大器晚成，34岁开始学画，50岁以后才逐渐成熟。其大写意承宗青藤、白阳、八大与赵之谦等，并凭借个人自身的书法功力，自成一格。以书作画是吴昌硕绘画重要的也是首要的特点，

         陆恢《狮林奇石图》      任薰《四季花鸟条屏》

以其深厚的书法、篆刻、诗文修养入画，将金石碑版三功渗入写意作品，“厚重有力，浓郁深沉。自然稚拙，大气磅礴的新风，使得时尚的轻飘、浮华、纤巧、做作画风，相形见绌。

四、     海派绘画的特点

第一，派画家的职业化趋向日益明显，必然促进了绘画的商品化。画家职业化使过去以交流画艺、联络感情、聊以自娱为主的雅集活动逐渐衍变为具有行会性质的职业机构，一些融书画创作、交流、买卖的书画会相继成立，为画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职业化的性质使海派画家发挥各自的专长，摒弃各种文人士大夫的清规戒律，自主地追求画家本人所向往的风格，并使之符合广大群众的欣赏口味和审美趣味。以职业化和商品化为前提的绘画创作，其题材内容和审美趣味，必须适应社会需要。海派画家为了考虑绘画的销售，必须迎合上海商埠商人及市民阶层的要求，在风格和情调上呈现出大众化、平民化、世俗化的趋势，相对于清代中期的“扬州八怪”更胜一筹。海派画家更加注重现实，描绘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事物，抒发着平凡的大众趣味，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

第二，海派绘画大量讲究异趣，寻求高颖。在虚谷的绘画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一点。而在吴昌硕的花卉中，丑朴怪异因素也非同凡响，他更多地是在笔墨自身上下功夫，以阐释对“丑朴”的追求。吴的长处是金石碑学根基深厚，又爱古陶、古缶，三代鼎彝，秦砖汉瓦中带有原始意味的丑拙怪奇的特点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审美情趣。“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正如虚谷通过独具特色的笔墨体现丑朴的效果一样，吴昌硕更多地通过篆籀鼎彝中的朴拙怪诞、神严貌丑的意蕴，通过具有如此意味的笔墨自身达到迥异常人的艺术效果，为海派绘画新风的形成推波助澜，充分显示出海派绘画的魅力。

  任伯年《立马图》        倪田《松  葡萄图》    吴澂《秋菊图》

第三，色彩绚丽浓艳，当是海派绘画的主要特色之一。色的运用在我国美术传统中出现较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色彩这种最普遍的绘画语言，在宋元滥觞的文人画中却被贬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最卑贱的地步，取之而兴的是文人水墨画。然而，经过长时期的沉寂之后，色彩在明清中后期重新受到普遍重视，画家们对色彩的性质、地位的研究日益增多，对色彩技法的探讨也越来越详实。从陈淳、陈洪绶以后，色彩在写意画中的运用，越演越烈，至清初的恽南田更以色彩艳丽的没骨花卉称豪一世。到了清代中期，扬州画派大兴设色，把色彩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肆意雄放，怪诞奇异”独步画坛。海派诸家十分注重色彩，其成就超过了以往的各家各派，影响深远。赵之谦吸收民间艺术中的色彩，用色浓艳丰富；任伯年的色彩更为鲜丽，他除了传统的朱砂、胭脂之外，又大胆引入了西洋红，画枫叶、桃花等。他的画中，还出现了红与绿的大胆对比，色彩的多层次映衬，画面呈现辉煌艳丽的色彩。他直接以鲜艳的色彩配合以放逸的笔法，使大写意花卉中没骨色彩花卉的画法得以创造性的发展；而吴昌硕对色的感受极敏锐，用色强烈剌激，打破了前人的陈规，喜用西洋红，有时画花大胆一把红色（或大红）堆上去，画叶又用很浓的绿、黄及焦墨，常以红、黄、绿诸色调入赫墨，在冲突中取得谐和，因而画面上的色彩显得特别丰富，突出而浑厚，对比鲜明，因而成了海派绘画的特色之一。

第四，海派绘画与民间艺术有着天然的联系，从内容至形式，都吸取了民间艺术之长而加以提高，因而能达到雅俗共赏。清末，绘画与民间美术的相互渗透逐步成为一种趋势，两者相互影响。海派画家在长期的绘画实践中对民间美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在与民间艺人的合作过程中，在参与民间艺术的具体制作中，民间艺人的审美情趣、民间艺术的制作技艺必然会自觉地或潜移默化地对画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绘画与民间艺术的结合显然成为促进海派绘画发展的内在因素之一。最为明显的是，绘画与民间版画艺术的结合已成为海派绘画的一种重要现象。大量印刷的带有木版韵味的画谱流行，必然对画家学习传统绘画产生重要影响。虚谷的绘画就与版画颇有缘份。他的作品细线界笔，严整和谐，

蒲华《烟壑听风图》            王一亭《仿八大山人花鸟屏》

设以淡色，实在是巧夺版画之妙。况且他还为《芥子园画谱》增补本画过册页，又为上海九华堂画过一些笺谱。任熊也曾绘制《列仙酒牌》、《于越先贤传》等四种版画作品。丁羲元先生认为：“中国绘画与版画的相互渗透，也是明清以来绘画史上的一突出表现。许多画家都走着这一条绘画艺术深入地通向民间的艺术大道。

第五，海派绘画在对西画艺术及其技法的借鉴、吸收和融汇上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绘画的发展。海派生存于中西文化的交汇中心，西方绘画必然影响于海派绘画的形成和发展，画家也必然会接触到西方绘画的技巧和方法。任伯年、虚谷和吴友如等人的人物肖像画就融入了西画的用光和明暗投影等方法。在山水画中，吴石仙的水墨山水，精于表现烟雨夕照之景，也吸取了明暗写生之法，别具新意和胜境。海派在接收西画的影响方面，能注意将外来技艺融汇到民族传统之中，西画的影响是重要的，但海派画家更注重立于本土绘画的固有特点上。正因为如此，海派在传统绘画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民间艺术和外来艺术之长并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笔墨、风格的既统一又多样，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壮观。

（文中所附书画作品均为余杭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