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场，近似剧场，但有别于剧场，它是具有地域特色的社会文化载体。杭嘉湖地区有不少书场，不乏著名者。原余杭县市镇不少，但唯水乡塘栖历来有书场，因塘栖人有“听书”的爱好和习惯。据了解，塘栖的书场解放前设于茶店内，如晚步弄的“康才园书场”等，主要为杭书、杭滩；解放前后有“会宾书场”、“吉祥书场”等，主要为苏州评弹；1958年起，“幸福书场”问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塘栖书场最兴盛的时期。当时，每逢一号和十六号晚上“新来先生”第一天“亮相”时，我这个年轻的“听客”，为了“先睹为快”、“选择最佳”，往往要在“幸福书场”、“和平书场”和“工人书场”这三处之间“跑场”听书，然后在以后的十几天每天前去“光顾”自认为的“最佳”。
　　当时的“幸福书场”在水沟弄南端与小菜场的交接处，规模较小，是一家人家的厅堂，中间有两根粗庭柱，加之前面的小天井，也难容百人；喝茶用的均是茶壶、茶蛊，不少茶壶咀、茶盅边已是“缺嘴”；听客座位均是无靠背的长、短条凳，听两小时书，十分吃力，故不少老听客总要很早去书场抢占粗庭柱前面的座位，可把庭柱当靠背，以省体力；书台仅十个平方米左右，演员若要表演幅度较大的动作，基本只能在原地进行，而且必须小心翼翼。“和平书场”在小菜场东面的“致和堂”里，与“幸福书场”东、西相对，面积较大，把前面的大天井算进去的话，比“幸福书场”大一倍有余；座位均是长靠背椅，而且前面的靠背上装有铅丝做得圆匝，可放玻璃茶杯；书台的大小仍与“幸福书场”相似，给演员的空间仍很小。“工人书场”在市新街的“工人俱乐部”内，前期用的是进门口的俱乐部会场，足足可以容纳百余人，惜乎座位仍是长条凳，而且固定在地面上；书台就大多了，因为这是个可供演戏的中型舞台，为演员提供了很大的表演空间；后期搬到了里面的小房子里，其规模似乎回到了“幸福书场”。
　　“幸福书场”是合作商业，集体办的；“和平书场”是街道企业，民办的；“工人书场”是工会企业，镇工会办的。合作商业是社会群体，民办企业也是社会群体，工会更是群众组织。也就是说，这三家书场没有一家国办的，都是群众办的，社会办的，它们曾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塘栖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塘栖镇群众文化乃至社会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从中可见：群众文化就该群众办，社会文化应该社会办。只有这样，群众文化乃至社会文化才能成为大众的文化，才能繁荣兴旺！
　　当时，“幸福书场”接待的“先生”，艺术水平比较一般，但也不乏优秀者，如苏州弹词名家、浙江曲艺队的王柏荫先生单挡表演的《玉蜻蜓》、邢瑞庭和他的长女邢雯芝合说的《三笑》、曹梅君先生的《钱笃笤求雨》等可称“精品”；嘉兴南湖评弹团、后调浙江曲艺队的周剑英女士与沈伟人先生合说的《郑元和》，可谓珠联璧合、说唱俱佳；苏州弹词名家蒋云仙的单挡现代长篇《啼笑因缘》，更是说表一流、形象生动。“和平书场”是当时北小河街道的老“书迷”唐云山等先生创办和承办的，也请来了当时的不少“响挡”；“工人书场”因是镇工会主办的，加之具体操作者许定庆先生的能力和努力，我国如周云瑞、徐丽仙、姚荫梅、严雪亭、尤惠秋、侯丽君、朱雪琴、余红仙、沈伟辰、孙淑英等众多评弹名家均来“工人书场”作过演出。这三个书场中很多名家演唱的篇段，在征得他（她）们同意后，我还现场录了音，至今保留着。
　　我是1962年参加商业工作后开始在塘栖书场听书的，听苏州评弹，直至1980年调到临平余杭县文化馆后才基本终止长期听书，但有时趁回家时晚上也必去当是塘栖唯一的书场——溪华旅馆办的“溪华书场”。正因为长期在书场听书，使我爱上了曲艺、故事，直至小品，以至使我后来在这些艺术门类中，在群众文化领域里，有所“建树”。设想，如果塘栖一直没有书场，我就不可能在年轻时接受苏州评弹这样丰富多彩的曲艺艺术，不可能使我慢慢爱上、以至酷爱上曲艺、故事乃至小品，我事业上的“走势”肯定与今不同，什么“群星奖”、“曹禺奖”、“研究馆员”、“余杭文化名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等头衔，绝对都不属于我。所以可以这样说：塘栖的书场，在一定程度上曾“哺育”过我，使我获取了很多“营养”。
　　塘栖书场，到1991年消失，最后的书场是位于原小菜场处工人文化宫内的“工人书场”。不少塘栖的老“书迷”碰面时总跟我说：“塘栖现在没有书场，什么时候会有啊？”我回答他们的是：“塘栖有书场啊，它一直在我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