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  之  情  缘
    江南水乡，人杰地灵，孕育出了不少杰出的人物，明代治水专家潘季驯就是其中的一个。
    潘季驯，字印川，号时良，浙江湖州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卒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终年75岁。从出生到30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被誉为太湖明珠的家乡湖州，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景色秀丽，山环水绕。苕、霅二溪穿城而过，溪水所经之处，芦苇青青，芳草萋萋，鸟语花香，生机盎然。除苕、霅二溪外，湖州城内外还有许多溪流潭池如漕渎、贵溪浦、苏公潭、芙蓉池、黄龙洞、碧浪湖、凡常湖、合溪、四安溪、黄浦、掩浦、清塘河等等的水域，使整个湖州城几乎成为一个水上城市，故时人又赋予她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水晶宫。生活在这样的水乡泽国中，潘季驯自幼便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以后也因为水的关系使他至今名流青史，这便是在治理黄河上的巨大成功。             
    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考中进士，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去世，潘季驯四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曾有四次受命治理黄河，每次都有一定的收获和成就。

    潘季驯第一次受命治理黄河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十一月中旬，这时黄河的形势已经非常严重，早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过去历次治河时所开凿的分水渠道，基本全部淤塞，黄河主流决溢不止，到处泛滥，分两支流往徐州。一支向东北流往段家口，然后一分为六，均由运河流至徐州洪；另一支由砀山坚城集直下郭贯楼，一分为五，经徐州小浮桥流向徐州洪，小浮桥以上的250里黄河故道完全淤塞。从此以后，河道“忽东忽西，靡有定向”。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又在沛县决口，沛县上下200里运道全部淤塞，河水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县棠林集而下，又向北分为二支：一支向南绕沛县戚山杨家集，经秦沟流入徐州；一支向北绕丰县华山东北经三教堂流向飞云桥。然后再分为十三支，有的横绝，有的逆流进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浩渺无际，一直达于徐州，黄河之患达到从未有过的严重局面 。这时潘季驯虽然已经有了十多年的为官经历，但对于治理黄河却是平生第一次涉足。当从小居住东海之滨，“不知所谓黄与淮者”的潘季驯第一次被任命为河道大臣，受命治理河道时，他一方面感到肩上责任的重大，一方面为自己对河道的无知而感到惶恐不安。面对“黄决沛县之飞云桥，而谷亭、沙河、留城、境山一带河渠尽塞”的严峻局面，无知的他只能“问诸水滨”，于是乃“溯流而西，延袤荒度”，使黄河之“故道新冲，迥然在目”。然后又“进田间老叟与长年三老而问之，乃知河道喜故”，最后乃喟然而叹曰“河在是矣” 。“复故道”思想就这样产生于实地调查和对黄河水性的分析之中。
    朝廷对这次治河人选的安排是以工部尚书朱衡作为总督河道大臣全面负责，潘季驯是副手，协同朱衡治理。按说潘季驯只要事事听从朱衡的安排就可以了。但潘季驯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经过实地勘察之后，提出了和朱衡不同的治理办法：朱衡主张放弃运河故道，重新在昭阳湖以东开凿一条新河，只要达到通漕目的就行。而潘季驯根据实地勘察的结果，认为黄河是保证漕运的根本，治漕必先治河，所以提出了恢复昭阳湖以西运河故道的主张。在两者争执不下，影响到河道治理和官员合作的时候，潘季驯顾全大局，主动提出昭阳湖以南留城以北按朱衡的主张开凿新河，但留城以南必须恢复黄河故道。最后，朝廷分别采纳了朱衡和潘季驯的意见：以留城为分界，其北开凿新河，其南恢复黄河故道。在朱衡和潘季驯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几个月的施工，嘉靖四十五年（1566）九月上旬，新开运河和疏浚旧河完全贯通，漕运畅通。
    这次朱衡和潘季驯治理河道，总共开挖从南阳到留城的新河140余里，疏浚留城至境山的运河故道50余里，修筑马家桥大堤35280余丈，石堤30里，疏浚泻水支河96里，并“建坝、置闸、厚堤、密树，诸可以利久远者甚众” 。
    面对初次参与治河所取得的成功，潘季驯欣喜异常。并在首次治河实践中，加深了对黄河水性的认识，增加了治理黄河的兴趣，更加坚定了他恢复黄河故道的想法。运河开通的当月，他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名为《候堪上源疏》。在这道奏疏中，他畅谈了自己对治理黄河的看法，在黄河和运河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治河之道，固先以开导上源为急，而通漕之计，又当以排浚运河为先”。在治河的先后缓急上，他认为，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现在运河开通，燃眉之急已解，下来就到了应该治本的时候了。他请求朝廷批准自己“带领地方官员、书算、水平人等，再往新集、庞家屯等处复习踏勘，逐一估算明白，务求归一之说，以图永久之计” 。可惜这道奏疏没有得到朱衡等人的同意，未能付诸实施。

    隆庆四年（1570）九月，潘季驯第二次受命治理黄河。
    这次治河之前，总理河道大臣是山东左布政使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翁大立，翁大立主持治河期间，拥护对朱衡而完全否定潘季驯，到任不久，就提出“开新河”的主张，但翁大立所要开凿的新河和朱衡第一次治河时主张开凿的新河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泇河。这条河原有两条源头：一条源自山东费县南山谷中，沿着沂州流向西南；一条源自峄县君山，向东南流与费县的泇河汇合，然后再向南流汇入彭河水，从马家桥东，过微山、赤山、吕孟等湖，逾葛墟岭，而南经侯家湾、良城，至泇口镇，汇入蛤鳗、连汪等湖泊。然后再向东流汇入沂水，从周湖、柳湖，接邳州东直河。东南直达宿迁之黄墩湖、骆马湖，从董、陈二沟入黄河。
    这段河道的开凿，可以引泗水合于沂水，以济运道，还可避开黄河之险，缩短航运距离，对运河的治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没有理清黄河和运河的主次关系，以为只要避开黄河运河就可一劳永逸了。这实际上是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肯定是不会成功的。即使侥幸成功其收效也是很短暂的。再说只考虑国家的财赋需要，而置黄河故道流域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也不是为民牧者所应启齿的。
    也许是考虑到更多的原因或是朝廷意见还不统一，翁大立开泇河的主张没有立即付诸实施。
    在翁大立主持治理河道时期，黄河、淮河不断交相泛滥，而翁大立除了提出开泇河的主张之外，再没有什么的别的建树，致使河道不断淤塞，1300多艘运粮船只被陷于淤泥之中，不能航行。最后在束手无策、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又提出“开泇口、就新冲、复故道”的三种彼此矛盾的观点，请朝廷定夺，变相地把矛盾上交。朝廷在对翁大立彻底失望的情况下，又启用潘季驯为总理河道大臣，主持治理。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由潘季驯作为第一主持人负责河道治理，不再受其他因素的约束。
    虽然第一次治河没有能够完全实现“复故道”的想法，但局部的成功也会给人带来信心和希望。当机会又一次来到面前，潘季驯毫不犹豫，立即将“复故道”的治河思想付诸实施，全面贯彻了自己复故道的治河方略，加强堤防建设，以堤束水，形成一套完善的对河堤的修筑、配套加固和管理制度，果然收到实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河道畅通，被淤积的船只全部出水航行。而且在这次治理中，潘季驯通过仔细观察和反复探索，开启了以水攻沙的思路。掌握了筑堤束水、以水冲沙的原理，这可以说是治河史上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对以后的治理关系很大。正当潘季驯非常兴奋，想着将这一原理运用于治河实践中去的时候，以张居正为首的朝廷要员们却因为潘季驯和他们的治河主张不一，并拒不执行他们不切现实的治河主张而找借口将潘季驯罢免官职，回家闲居。这样潘季驯第二次的治河活动，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却遭到被无故罢黜的结果。

    万历六年（1578）三月，潘季驯第三次受命治理黄河，这次治河的背景，和前两次又有不同。
    最主要的是由于这几年河、漕矛盾的不断升级导致治河政策的反复多变，因而使河道形势而变得十分严峻，牵涉的关系也更加复杂。
    其一是黄河，潘季驯受命时，黄河徐州以下河段决口已经十分严重，南北两岸共决口130多个，其中最大的崔镇决口宽180多丈，水深1-2丈，河水越过归仁集，直冲泗州明祖陵，使原来河道的水量减少，流速变缓，河底淤积，河身日高。而黄、淮交汇处的清口却时时要遭受黄河的冲击。
    其二是淮河，本来淮河从安东云梯关入海，未有决溢之患，自从黄河南下夺淮，淮河安流的局面一去不返。因淮河水小，河道不如黄河宽阔，不能容纳黄河之水，所以常常泛滥成灾，两岸百姓深受其害。明代初年平江伯陈瑄曾于淮河两岸开凿清江浦河口以接济运河之水，又沿洪泽湖筑高家堰以阻淮水，使淮扬地区不致遭受淹溺之患。陈瑄对淮河的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深受后人称赞，淮扬地区的百姓也赖以平安了好多年。到了隆庆初年，由于清口年久失修，导致淤塞，淮水也因此排泄不畅。不光是失去济运功能，还导致洪泽湖水位急剧升高，高家堰被冲毁，淮水四出泛滥，淮扬地区成为一片汪洋。山阳、宝应一带的运河河堤也全被冲毁，河水四溢，运河浅涩，漕运中断。
    不管是黄河还是淮河，都和运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黄、淮交汇之处的清口，既要导淮河水以济运，又要以闸坝拦截黄河之泥沙，还要利用洪泽湖的所蓄之水冲刷黄河泥沙。稍有疏虞，运道就会因之而淤积浅塞。
    其三是明祖陵，明朝陵寝中与治河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泗州明祖陵，其位置在泗州城东北十余里的地方，是一个平原中突出的地方，“较泗州城址高二丈三尺一寸，沙、陡二湖，潴蓄于前，面淮背黄” 。高家堰冲决后，洪水四处漫流，祖陵地势高亢，尚可无忧。但如果重筑高家堰，使淮不决溢，淮扬地区无淹溺之患，则洪泽湖水位抬高，又必然危机到泗州城和明祖陵的安全。如何既能治理下游河患，又能确保祖陵安全，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此外还有诸如百姓的生命安危，也是治河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综上可知，本次潘季驯所面临的河道形势既严峻又复杂，其难度大大超过前面两次。
    当然也有有利的一面，这就是鉴于前段时间河道大臣和漕运大臣的矛盾对治理河道的影响，朝廷特意裁革河道大臣，由潘季驯总理河道和漕运事务，这样就避免了许多掣肘之务，有利于潘季驯集中精力进行治理。另外，这次作为潘季驯副手的江一麟是潘季驯在江西巡抚任上的搭档，两人配合非常默契，这对治理工作也非常有利。
    第三次治河使得潘季驯大展宏图，多年的治河思想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先后完成了修筑高家堰、堵塞崔镇决口和黄浦决口等几项大的工程，然后修筑从徐州至淮扬之间的大堤，使之上接徐邳大堤，下通海口，有如两道坚固高厚、蜿蜒无垠的水上长城，把河水紧紧地固定在河槽中，解决了长期以来河水冲决旁溢，正河水少，流速减缓，河道淤积，河床抬高，又导致冲决旁溢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人们翘首企盼的大河安澜，漕运畅通的局面终于变成了现实。当年夏秋之交，尽管水势不减往年，但并未发生决溢泛滥现象，潘季驯为之坚持并身体力行的治水理念和主张经受住了现实的考验。其束水攻沙、以水治水的思想不但在这次河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使许多人梦寐以求的黄淮安流的愿望变成了现实，也成为以后治河工作者的重要指导思想。

    万历十六年（1588）五月，潘季驯第四次受命治理黄河，这时他已经是68岁高龄的老人了。这次潘季驯面对的是徐州以北河南、山东、北直隶地区百孔千疮、残破不堪的黄河大堤。虽然在第三次治河之中和离任之时，潘季驯曾多次强调对徐州以南新修河堤和徐州以北黄河大堤维修和防护，但因第三次治河以后，两河安流，运道畅通，潘季驯转任南京兵部尚书，其他官员也纷纷转任。新任的各河道官员和地方官员也因“岁久官更，弊滋法弛，以河防为末务，视堤工为赘疣。一篑莫加，万夫闲旷”，致使潘季驯、江一麟等一批官员呕心沥血修筑起来的千里长堤由于时时遭受“车马之蹂躏，风雨之剥蚀，河流之汕刷”而“高者日卑，厚者日薄” ，从南到北，几千里的河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使潘季驯感到十分痛心。所以第四次治河的主要任务，就变成对已有河堤的修复和维护。
    尽管年高体弱，但潘季驯壮心未已，一上任便精心规划，组织人力，修复了河南、山东、北直隶三省境内的千里长堤，使第四次治河中第一阶段的工程顺利完成。尽管在这期间，他一直重病缠身，又经受了相濡以沫数十年的老妻病故的打击，但他矢志未改，一直坚持在堤防第一线。工程完成之后，他仍念念不忘善后管理防护，一再提醒人们要从现在起就要对刚刚完工的工程加强防护，千万不可掉以轻心，稍存侥幸之念。他说，对于已经修复的河堤“倘能岁守不失，则河流自无冲决之患；河不冲决，则故道晏然，翕由顺轨，而运艘自无阻滞之虞矣。但畚土成堤，原非铁石，稍不修葺，便至倾颓。岁岁修之，岁岁此河也；世世守之，世世此河也” 。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他此次治河的始末，始终未有改变。在病情十分严重，多次请求致仕未果而徐州城又遭到水淹的情况下，他又抱病履职，规划开凿了徐州奎山支河，使徐州城内的积水很快泻出，从此免遭淹溺之患。至今，潘季驯当年开凿的徐州奎山支河仍在徐州市区流淌。

    在长期的实践中，潘季驯逐渐形成了自己一整套治水的理念，正如他自己在第四次治水结束离任时所说的那样：自从嘉靖四十四年（1565）受命治水以来，已经是第四次治水了，历时十多个春秋，真是“壮于斯，老于斯；朝于斯，暮于斯”，时时刻刻寄情于治水。在治水过程中，他“或采之舆情，或得之目击，或稽之以往，或验之将来”，总是慎之又慎，不敢轻率从事。在长期的治河实践中，他深知“水有性，拂之不可；河有防，弛之不可；地有定形，强之不可；治有正理，凿之不可”。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取得治水的成功。
    潘季驯的好朋友王世贞曾对他的治水活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公之功（治河）一世功也，其言‘借水攻沙，以水治水’则百世功也。” 
    对于潘季驯以水攻沙的主张，后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我国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说：“明代潘氏之治堤，不但以之防洪，兼以之束水刷沙，是深明乎治导原理者也。”  和李仪祉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水利专家沈怡说潘季驯的治河是“古代中国水利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潘季驯是我国近五百年来最杰出的治河人物”  。当代著名水利专家张含英说：“潘季驯倡导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之议，一改疏、浚、塞并行之说，开明清治河之新途径，潘氏对于历代治河研究之精深，为历代最。” 
    不仅如此，潘季驯的治河主张，还得到了国际上很多水利专家的认可，上世纪二十年代，为了制定一个比较完善的治理黄河的规划，中国水利部曾先后邀请了一批国际知名水利专家来我国考察黄河，在此基础上讨论制定治理黄河的方案。这些专家在对黄河下游的河道实际考察以后，提出的治理意见，均不出400多年前潘季驯所坚持的束水攻沙，刷深河槽的主张。几百年以后的众多水利专家经过反复考察之后试验提出的治理意见和几百年以前潘季驯的治河主张基本一致，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上世纪九十年代，黄河水利委员会专门举办了“潘季驯治河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几十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深入研究探讨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治水专家的治水理论和实践，大家一致认为，潘季驯所提出并终生坚持的治河主张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治黄史上的一块丰碑。
    当代学者贾征在对潘季驯治理河道的功绩进行全面的分析总结以后，动情地说：“他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再现了中华民族千年不衰的优良传统精神。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治河家，我们有理由去宣传他、敬仰他，……无论从立言、立功、立德上讲，潘季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不朽的。” 
    潘季驯出生、成长于江南水乡，立功、成名于北方水域。他的一生，和水结下了不解之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