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的清晨，浓浓的大雾笼罩着苕溪，天、地、水溶成一片，连岸边一条条原本已光秃秃的柳枝，也蒙上了一层水雾，象一片片悬挂的轻纱，把溪岸边的堤塘、房屋、河埠统统裹进到这迷迷漫漫朦朦胧胧的的世界里来了。
　　水波微动，听得见轻轻的划浆声。浓雾深处悠然地飘出来一只长圆形的木桶，水乡人把它叫菱桶，是水乡人在小河中采菱角用的小船。菱桶上撑着一把硕大的黑黝黝柿漆纸伞，伞下坐着一位戴斗笠披蓑衣的渔夫，他一手划着小木浆，一手向溪水中牵扯着什么，木桶缓缓地向前移动……。这就是我的忘年朋友，大我二十来岁的禹荣哥，他在牵扯着的就是他钓鱼的钓具----钓子，他是苕溪上唯一的一位用“钓子”钓鱼的渔夫。
　　钓子，是一种特别的钓具，有好几种，特大的一种叫滚钓，那是大江大河中用来钓百来斤重的大鱼的，而且是铁打就的，两条船沿江河两边把五六十公尺长的滚钓牵引着横扫江底，排在铁链上的一只只铁钓勾子要是碰上鱼，就会迅捷的扎进鱼身，第二只勾子也会紧接跟上，这条大鱼就再也逃不脱了。而禹荣哥用的却是另一种小钓子，那是一条百来公尺长小拇指粗细的麻绳，在麻绳上，大约间隔一公尺左右系一根钓索，挂一只钓子。钓子用有极好韧性的老毛竹削成细条弯成U形，在U 形的口子上嵌进一小块豆饼或菜饼（油坊里榨过油的渣），U形口用粗麦秆剪成小圈套住。傍晚，撑着菱桶在苕溪中沿溪流将钓索放进溪水中，这个“放”有撒的意思，两头在岸边的柳树上固定，待第二天天蒙蒙亮，再撑着菱桶去溪中把钓索收起来。这时，鱼儿因为挡不住豆饼香气的诱惑而贪吃鱼饵，咬破了麦秆小套，竹弓弹开，撑住嘴巴，不能动弹，而被渔夫活捉。
　　我的眼前常常浮现这样一幅图景：清粼粼的苕溪溪面上，一根麻索带着的嗒淋漓的水渍撑起，想起噼噼啪啪的响声，那是被钓子弹住了嘴的鱼儿们在拼命挣扎，鱼身拍着溪水发出的声音。只见白鳞在晚霞的映照下一闪一闪地，发出耀眼的银光。禹荣哥坐在长圆形的菱桶里，拉扯着麻线，一段一段地往前移动，双手灵巧的取下钩索上的鱼，丢进菱桶里，凌空的钓索上挂着扭动着的鱼，盛着浅浅一层水的菱桶里蹦跳着想逃生的鱼，水花四溅，弄湿了他的全身，他抹一把脸上的水花，对着岸上的我大声地喊：“请你吃鲜鱼汤罗！”那欢快而略带苍老的声音，在柳林中久久回响……。
　　禹荣哥的生活极有规律，前一天的黄昏去溪流中铺设钓索，隔天天蒙蒙亮去溪中收索抓鱼，早上六点多钟居民纷纷上街买菜时，他已在镇上的茶店门口的桌子边坐着，沏一壶酽茶，摆一盘花生米或罗汉豆，不多不少一汤碗绍兴酒，坦坦地喝着茶，泯着酒，脚边两只盛满清水的木桶里是鲜龙活跳的鲫鱼，不用叫卖，还不到九点钟，他的鱼就卖光了，挑起两只空水桶，顺便买些菜，买些孩子们的零食，忽悠忽悠的沿着塘路回家了，开心时，还会哼出几句“书房门前一支梅，树上鸟儿对打对”的越剧来，有板有眼，要知道，他拉得一手好胡琴，还是业余剧团的主胡琴手哩！下午，睡过一个午觉的他要把收起的钓索整理一遍，每只钓勾中装上鱼饵，套上麦秆套，一圈圈地理顺，叠放在竹匾中备用。傍晚，抗着菱桶又下苕溪去了。如此周而复始，不管天晴下雨，刮风下雪，天天如此。
　　渐渐地，禹荣哥老了，白发由鬓边升起，慢慢地爬满了头，长年累月的弯腰呵背，人也佝偻起来，走路也不是那么有精神了，挑着鱼桶有点跄踉起来，桶水不时晃荡出来弄湿自己的裤管。坐在茶店里也不是原先那样称兄道弟高声谈笑，而常常是闭目养神，有时还会头靠在桌子上呼呼地沉睡过去。但是，鱼还是照样钓，琴还是照样拉，钱还是照样赚。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子女多，吃口重，还要靠我这把老骨头啊。”女儿们一个个风风光光地嫁出了门；新造的三层楼房让村里人眼红；儿子娶媳妇喜酒办了三十桌，闹了三天，至今村里人还在说斤把重的清蒸鲫鱼只有禹荣家能办得到。“幸亏是改革开放了，不然，我老早就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这是禹荣哥每次见面总要跟我说的一句话。
　　终于，199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已经七十五岁的禹荣哥，在楼下自己房里整理钓索时，突然双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上昏迷过去，老伴、儿、媳都不在家，等到发现，他已在地上躺了二天二夜，早已离开了人世，而陪伴他走完人生之路的还是那根长长的麻绳钓索、豆饼、麦秆套和倚在门口墙边的菱桶、双浆、小板凳，屋里墙角还竖着那柄用了几十年的柿漆大纸伞，伞面上贴上了几十块油纸补丁。
　　从此，苕溪上再也没有看见过用钓子钓鱼的渔夫，可能就永远的失去了晨雾、晚霞、菱桶、大伞、蓑衣斗笠的渔夫和长长的钓索上白鳞闪耀的景象了。
　　禹荣哥，可说是苕溪上最后一个“钓”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