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教授香港、世界华人远程学院终身教授

　　说起运河，人们想到的自然是始凿于隋朝的京杭大运河，千百年来，它一直是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在没有火车的时代，它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们浙江，还有一条比它更早的运河却鲜为人知，那就是起自钱塘江南岸萧山西兴而直通曹娥江、姚江和甬江入海的浙东古运河。它是一条横贯东西网布整个浙东地区的水上交通线。

　　《浙江日报》2005年4月25日第9版报道由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中国城市水利学会和绍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水文化学术报告会，于4月19日在绍兴召开，一个热门话题是：浙东运河，“延伸”运河文化。其实，浙东运河比京杭大运河历史久，积淀深，它的文化不仅仅是个“延伸”问题，而是因为有了京杭大运河之后，浙东运河文化才显出它的丰厚与灿烂。这是因为北人南下，东来西往，才发现浙东山水和人文的独特风采。

　　一、浙东与浙东运河

　　浙东地区北濒杭州湾，南连会稽山、四明山区，在广阔的平原上，河湖交错，江流纵横，是一个水乡泽国；丘陵山地中，佳木葱茏，绿树掩映，是一个天然的乐园。就在这优越的自然环境中，又有一条贯通东西飘带般的浙东运河，更是这个地区在历史进程中，日益变得富庶和繁荣。

　　早在东晋时，会稽内史贺循利用“山阴故水道”，开辟了自浙江至舜江（即今曹娥江）的萧绍运河，又名西兴运河，它西起萧山西兴永兴闸，东流经萧山城厢至钱清，然后与西小江合至绍兴与山阴故水道相接，全长78.5公里，并使之与上虞以东的运河和姚江、甬江相通，直达明州（今宁波）东海之滨，从而舟楫往返顺畅，水上航运便捷。这就是著名的被誉为“黄金水道”的浙东古运河。

　　浙东运河最古老的一段，史称“山阴故水道”，始凿于春秋时即公元前493年至前473年，西起会稽都城东廓门，东至今上虞市东关镇练塘村，全长20.7公里。这是越王勾践因战备和富国强兵之所需，动员全国军民挖掘的，是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宏伟大业之一。当时所挖掘的土方在故水道的北岸建成“山阴故陆道”（后成为镜湖堤坝一部分）和南岸部分的富中大塘。在建造故水道、故陆道的同时，还建有堰、闸、桥，便于挡潮、蓄水、泄洪和交通，这条故水道在振兴越国经济、实现富国强兵的伟业中起了重要作用。

　　浙东运河在上虞以东至姚江相接一段，原来也是人工开凿的。它在县治前通卫之南，东接通明堰，西距梁湖坝，绵亘30里，并建有水闸16座。这是南宋绍兴初年（1131）高宗赴越州之后下令开凿的，从而改变了原先水发时圩长率田户彻夜巡视以防口洞止水而致埂倒的局面。

　　隋时，为迅速转运江南财物，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开凿了自京口至杭州的江南运河，并与京口以北的北运河连接，从而构成了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

　　由于有了这两条运河，便使我国东南沿海的东西南北连成一片，从整体上提高了文明的水准。晋唐之后，凡从北方南下，从黄河、淮河、长江而东的游人商贾、达官显贵，走的都是这条水路而直达杭州和浙东。

　　浙东，在两汉以前，似乎仍被视为“蛮夷”地区，其实，这是一种历史的不彰，早在远古时期，这地区和中原地区一样，有着灿烂的文化，，吸引过古代帝王、士人的关注和瞩目。

　　例如生动而有趣的关于舜、禹的传说，使浙东地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秦始皇曾于公元前210年从长安出发，逶迤千万里，来到大越，“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汉代司马迁在三次的漫游中也曾“登会稽，探禹穴。”相传禹有德，舜禅让。又如慷慨而壮烈的越王勾践兴国复仇、北上称霸的史实，使古人也对这个地区产生敬畏和好奇之心。孔子就曾派子贡访问过吴、越两地。勾践卧薪藏胆、发愤图强的故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浙东地区，经过后人的演绎和发挥，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

　　另外，浙东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物产资源和风土人情，特别是山水风光等，其独具魅力的特色也渐为人所知，所以南北朝时期，众多文人接踵而至，并且用最美的语言讴歌这里的山光水色，从而扩大了浙东在全国的影响。

　　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著名画家顾恺之等人就曾对浙东地区的山水青华、一派胜景作出过评价：“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王羲之云：“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他们所见的浙东山水是北方的黄河流域所不多见的旖旎风光。

　　正因为有人发现浙东地区的独特风情，所以南北朝时期，北人大量南迁的首选目标，便是浙东。

　　二、“海上丝绸之路”等的始发地

　　由于有浙东运河的这条“黄金水道”，浙东这个幽闭的“桃花源”才为人们所认识，并且越来越成为一支神秘的“宝葫芦”而受人们青睐，并从而得到开发。

　　首先，北人南迁，徙居浙东。由于北方连年争战，大量士人南迁浙东。他们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黄河流域发达的中原文化，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握有势倾朝野之权，而且思想文化上也是公认的领袖。如王导、王敦兄弟长时间执掌着东晋政府的实权，他们的子弟如王羲之、王献之等又是当时思想文化事业上的领头人物。又如谢安、谢玄不仅为朝中太傅、车骑将军，显赫一时，其子侄和后辈谢混、谢道韫、谢灵运、谢庄、谢惠连等，在文学上也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大家。他们与浙东地区的土著士人诸如贺姓贺循、孔姓孔令符、孔晔、虞姓虞预、虞翻，乃至隋时的虞世南等团结了起来，大大促进了浙东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使之成为闻名遐迩的文物之邦与人文荟萃之地。

　　其次，唐人游历，山水行吟。南北朝之后，浙东其实是个胜于关中地区的大后方，南迁而来的名门望族如王氏、谢石、司马氏、萧氏等均在浙东建庄营室，求田问舍，流连忘返。尤其是谢灵运山水诗的出现更吸引人们对各种游历生活的热衷和向往。所以唐代诗人慕名而游浙东，极一时之盛。据统计，在《全唐诗》收载的2200余位诗人中，有312位诗人走过浙东运河、镜湖、曹娥江而至剡溪再溯源而至石桥（石梁）登天台山这样一条被今人称为“唐诗之路”的旅游风景线，并留下许多至今尚能熟记不忘的动人诗篇，从而对清丽、隽永、典雅的唐诗特色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诚如今人所歌咏的：“名山名作两增光，惹得游人探胜忙。天姥载云还载梦，剡溪流玉亦流芳。松涛代谢呈新翠，日影循环照故唐。四海时贤群会此，唐诗路上车船晃”。

　　再次，南宋迁都，临安漕运。北宋末年，金兵入侵，靖、康两帝成了阶下囚，小康王赵构为躲避金兵的追击，便依浙东运河从杭州经越州到明州入海。沿途得到浙东老百姓的救助，留下许多史迹和传说。后来，他又通过此河北返，并在越州临时驻跸。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南宋定都临安，浙东运河便成首都与浙东许多地方构通的要道。诸如漕米、食盐和其他物品的运输与官商人等的往来，都赖这条运河。后因南宋皇陵设在绍兴，帝王梓宫的搬运，也全赖这条水道进行。同时南宋与海外的交往，也因浙江江口的泥沙壅塞而不得不依赖于它，因此对它的疏浚和设堰建埧也就十分频繁而有成效。

　　第四，出海远航，中外交流。汉末三国时期孙权雄踞江东，提出“西连刘蜀、北抗曹魏”的政治主张，并且奖励农桑，兴办水利，开发海运，所以浙东首先与海外交往。浙东的丝织物、陶瓷品除了由广州输出外，大多由今宁波输出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和服”实际上就是“吴服”（日本习惯上将浙东称为吴，即三国时的吴国），浙东实为日本丝织物的始祖之地。浙东特多“越窑”，其陶瓷品输出海外也受到欢迎，所以我国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陶瓷之路”，浙东也实为其始发地。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唐末五代吴越国也发展海运，频频与日本交流，当时的杭州、越州和明州，是中日商船的出入之地，这中间浙东运河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是与西北的“河西丝绸之路”相并称的。它开通于东汉晚期，发展于唐代，鼎盛于宋元，后续发展于明清。自京杭大运河与浙东运河连通后，始建于唐代的明州港，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有海流与季风的配合，形成了一条从朝鲜半岛南端至明州港（包括舟山）或经日本列岛到明州的自然航线。所以各国使节、商旅大多都从明州入口，经大运河而直达京都。

　　正因为有了浙东运河，浙东地区的文化也在经过不断传播而流入中原，外来文化也才输入中国。可见，浙东运河是北方地区文化与浙东地区文化交融、结合的渠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和交融的渠道，这是有大量事实可证的。

　　三、发展浙东运河的文化旅游

　　历代对浙东运河的修建除了开拓河道、改善航运条件之外，主要集中在挡潮、蓄泄、养殖和运输等方面，因而历代都有一些泽被万民、造福后代的壮举和善事，其中列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也较多。这些古迹，不仅至今尚在发挥功能，而且也成为著名的旅游景观。发展浙东运河的文化旅游极具潜在的魅力。

　　山阴海塘，绵亘百余里，被称为“江南水上长城”。汉代，浙东越地已依山阴、会稽两县筑海塘以拒潮汐的侵袭。孔晔《会稽记》载：“筑塘蓄水，高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泄湖灌田，若水多，则闭湖泄田中水入海。”海塘初筑时为土塘，屡为暴风雨和潮汐所毁，屡毁屡修成为负担，到宋元时便渐兴砌石为塘，清代“累累迭以巨石，牡牡相衔。”周长358里。如今山阴海塘，又以钢筋水泥加固，万无一失，巍然屹立，蔚为壮观。

　　绍兴镜湖，纳三十六源之水，是一个面积很大的人工湖。东汉时，会稽太守马臻主持营建镜湖，这在当时是具有全国影响的一项大型水利壮举。相传轩辕氏曾在此制镜，故以镜名湖，全湖面积达206平方公里，可灌田九千余顷。镜湖与西兴运河相通，具有防洪、航运、水产等多种功能，不但从根本上改变了这里的水利条件，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地区小气候，它与剡溪、姚江等相连接，进一步改观了这个地区的山水风情。

　　柯桥纤道，以柯桥镇上谢桥至湖塘镇板桥段7.5公里为重点保护范围，向被视为“飘在水上的练带”，是江南水乡的一大奇观。据记载，这条纤道始建于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为浙东观察使孟简所筑，它起自绍兴西廓门，止于萧山西兴。这条古纤道每隔2.36至2.75米设一桥墩，桥墩用条石平砌，墩与墩之间用三根石梁搁架，通宽在1.5米左右，全道共281个洞，每洞净跨在2米左右。为便于船只躲避风浪和东来西往，纤道每隔里许，建一高低错落的拱桥或梁桥，为减少波浪对纤道的撞击，使塘路富于变化，增加美感，纤道和纤桥建筑，呈“S”形变化。电影中纤夫背纤的镜头大多在这里拍摄，使人感到奇特与壮观。

　　三江闸，我国古代最大的御潮排涝闸，调节整个山阴、会稽、萧山平原的河网水位。始建于明代嘉靖15年（公元1536年），由绍兴知府汤绍恩主持兴建。全闸设28孔，用28星宿之名编号故又名应宿闸。闸长103.15米，最大泄流量每秒384立方米。设金、木、水、火、土五字水则碑，闸夫按则启闭，根据水情及时蓄泄。此闸建成后，钱清江从此纳入山会平原的河湖系统中，成为一条内河，自然面貌大变。大田稻作、外荡渔业、水上交通因此而兴起。1960年后，三江闸外滩陆续淤涨成陆，泄涝功能几乎丧失。1977年，绍兴县动工兴建新三江闸，设大小沉井69只，施工排水沉井45只，成为全国最大的水闸沉井群。新三江闸长158米，设15孔，内外闸门2道。闸左设冲沙泵站，冲除闸口淤沙，保证排涝畅通。闸右设鱼道，引养各类鱼苗，促进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并使泄流提高为每秒1420立方米。从此，萧绍平原成为旱涝保收的粮仓。

　　这些与运河有关的水利设施，虽然始建的年代不一，但历代均有不同程度的修缮，使之至今仍保有良好的功能。

　　浙东运河自古就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交通枢纽。从浙东运河可至越州，到曹娥江而溯流至剡中、天台，或再向东至余姚、明州，向西至奉化、天台，形成了一个直角或环形的旅游观光交通线。

　　浙东运河的起点在浙江南岸的萧山西兴。最初西兴在江边，后因泥沙的淤积，渐离江岸二十余里，故而又开凿新河而至江边。运河起点有一桥，东边有两头1.5米高的石狮，桥上有“福泽长流”四字刻于石板上，源头旁有一对“龙口闸”，为浙江水过运河时控制水量。西兴镇现存六朝牛埭、石砌埠头、堤岸、码头、城隍庙、过塘彷、商栈与码头委员会遗址和旧址，可见昔日西兴东来西往、交通安冲的地位和市井繁盛的旧貌。

　　浙江北岸有上塘运河，南宋时是漕运的主干道，河上有古桥多座，南宋时接待金国使节的班荆馆就在上塘河岸赤岸港附近。

　　跨过浙江，离杭州最近的浙东运河风景河段在萧山的衙前镇段，该段水面开阔，水流平缓，汩汩流过凤凰公园，两岸杨柳依依，古桥幽幽，其中的白鹤桥两侧有台阶，中为推车道，用的是水泥仿石板，虽然修整一新，但却古风依然。运河两岸为衙前老街，约500余米，衙前农民协会旧址东岳庙也在运河边上，观此“一斑”，也可知运河风景的“全貌”。

　　长期受运河之惠的浙东人民，永记先人功德。沿河有不少纪念景点可供游人观瞻。相传大禹（夏后氏）治水“毕功于了溪”（在今嵊州长乐，为剡溪源流之一），故绍兴会稽山下建有“禹王庙”、“大禹陵”，以寄托对大禹和所有治水英雄的缅怀，相传农历三月初五，为祭禹王之日。此外镜湖之畔还有“十里湖塘七尺庙”的古迹和传说，这是为纪念同大禹一起治水的越族先民防风氏而设的，可惜今已不存。相传今浙江德清市境内封、禹二山为“防风故国”。原二都乡有始建于吴越国时代的“防风神庙”，设春秋两祭，有规模宏大的庙会。该庙毁于“文革”，今已重建，吸引了众多的海内外游人。这些信仰和祭祀正好说明浙东运河在老百姓心目中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