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学诚与四库诸臣的因缘，以及与四库修书的关系，实为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在这里，他给后人留下众多可供研究的材料，如信函札记、论赞序铭等，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知到其人其学其性，感受到当时的学风时风。于此，虽有如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等重量级著作问世，但从较系统全面的整合角度去探索章学诚与四库修书的关系似乎尚有不足。本文拟从章学诚与四库馆臣的交游、章学诚未入四库馆的原因、章学诚对纂修《四库全书》的看法三个方面去认知章学诚与四库修书的关系。

　　关键词：章学诚     四库馆

　　Zhang Xuecheng and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Chen Xiaohu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

　　[Abstract] ： The relations of Zhang Xuecheng 、the Ministers of a Place for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and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is a important thing in his academic life. We can deeply feel himself 、 his characters and the times habits and academic atmospheres from the materials of his letters、reading  notes、preface  and  postscript ,etc about them .In the respects, the important articles about  Mr Yu Yingshi’s Talking about Dai zhen and Zhang Xuecheng, etc were born .But they had not system and perfections in probing into the relations of Zhang Xuecheng and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The article is to talk about the contacts Zhang Xuecheng 、the Ministers of  a Place for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the reasons Zhang Xuecheng having no any chance into a Place for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and

　　the ideas of Zhang Xuecheng in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So as to we know the relations of Zhang Xuecheng and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Key words]：Zhang Xue–cheng  the compiling of Complete Library Catalogue in Four Division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1738），卒于嘉庆六年（1801），是十八世纪我国杰出的史学理论家。

　　章学诚从少年时就爱好史学，二十岁以后，“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者。”2后寓居京师，师事内阁学士朱筠，日后倡议四库修书并成为四库馆重臣。他与朱筠师生情浓，每当困窘至极时，常常是朱筠援手救助，朱筠可谓他衣食父母人生向导。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六月戊戌，朱筠去世，当时章学诚远游畿南，闻讯后，立刻匍匐前往，“为位而哭，心丧之中，思撰先生遗事”3。到第二年撰写《朱先生墓志铭》时，仍然痛哭失声，师生之情至为笃厚。朱筠多藏书，好宾客，一时名流学者如戴震、钱大昕、程晋芳、任大椿、汪辉祖、邵晋涵、周永年、洪亮吉等多出于其门。因与朱筠结交的缘故，章学诚得以与后来四库馆诸胜流交游。如与邵晋涵的友谊就开始于同在朱筠安徽使院做幕僚之时。章学诚与邵晋涵讲论至深，相知最厚，有《答邵二云》、《与邵二云论学》、《与邵二云》、《与邵二云论文》、《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与邵二云论文书》、《与邵二云书》等论作流传于世，邵晋涵终其一生为其学术上的知音与心灵上的慰藉。

　　虽然章学诚与四库馆有如此深厚的渊源，但章学诚在四库开馆修书时并未能入馆。其时，作为一介平民的他，是不能入馆的，这并不足为怪。但四库馆确然因朱筠、戴震、翁方纲三人共同延请的浙江归安丁杰助理校勘之事，虽未列馆职，但得以以私人资格助理馆事。

　　其后，乾隆四十三年（1778），章学诚中了进士，但他仍未列馆位。此后，他毕身从事著述和讲学先后主讲定州定武书院、肥乡清漳书院、永平敬胜书院、保定莲池书院和归德文正书院，著作甚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史和思想史的理论遗产。四库馆是汇聚当时一流学者的场所，难道是他的学术水平不足以位列四库馆？

　　但是从章学诚生平来看，乾隆广征天下名流汇聚四库馆时，他的学术应该已经有一定水平了。乾隆二十九年（1764），他参与了《天门县志》的编写工作，还特为其作《修志十议》。十四年后，他的学术水平应该早就达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当时，朱筠很是赞赏他的才华，“一见许为千古”。

　　然而，我们知道章学诚始终未入四库馆。而他自己对四库修书却多有关注。他给后人留下众多可供研究的材料，如信函札记、论赞序铭等，从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知到其人其学其性，感受到当时的学风时风。关于这方面的论述，虽有如余英时先生的《论戴震与章学诚》等重量级著作问世，但从较系统较全面的整合角度去探索章学诚与四库修书的关系尚需要进一步开垦。本文拟从章学诚对纂修《四库全书》的看法、章学诚未入四库馆的原因两个方面去认知章学诚与四库修书的关系。

　　（一）章学诚对纂修《四库全书》的看法

　　“史馆”一词最早虽然出现在《魏书》，其成为独立修史机构是在唐太宗时，但其源头，却可上溯到汉代的兰台和东观。最早对史馆修书的作用做出总结的是刘知几。刘知几在系统地考察史官制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史馆修书的切身体验，在《史通》中指出了史馆修书的利弊。史馆修书使史书包含的内容更丰富，但同时史馆修书强化了对史学的控制，成了权贵结党营私的场所，成了官僚主义的衙门，严重限制了史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并使史书曲笔不实明显突出。其总结的史馆弊端归而有三，即长官意志、曲笔、责任不专，严重堵塞了“一家独断”之路。

　　刘知几后最著名的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同样碰到了这样的难题，而且章学诚所处的时代史馆修史之盛有过于前代之势。当然，这也是需要学者对此做出理论总结的时代。

　　对于史馆修书对学术的导向作用，章学诚颇有微词。章学诚本人应该是汉宋兼采，讲融通之学的。在论开四库馆修书时，他申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讲到“然词章易购，古学为难。昔《明史》未成，天下才俊，争思史馆进身，故多为古文辞。自史馆告竣，学者惟知举子业矣。及《三通》、《四库》，前后讨论二三十年，而乡会试程增添诗律。于是擷春华者，蔚为词章，慕秋实者，竟为琐屑考订”。

　　官方行为往往引领一代学风，而正因为这个学风的官方意志，独断之学就很难在史馆中找到立足之地。我们知道四库开馆是为着汉学的学风，所以如宋学，就难以立足，宋学家姚鼐入馆一年即告归就是典型之例。因此，在史馆的无穷诱惑下，天下才俊，为入史馆，竟多为难为的古文辞。而由讨论《四库》开馆到《四库》馆开，竟导致了“琐屑考订”之学，所谓上行下必效，章学诚的论述，不愧精辟深刻。在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外，章学诚不仅看到了史馆修书对独断之学的遏制，而且更进一步看到了史馆修书对学术风气的不良导向。四库开馆导致的这种学术风气，其弊在于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社会现实。然而，这却是当时官方所喜的。

　　不过，为官方所喜，未必为有识之士所好。世俗所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聪明才智主持风会，流弊必不在小，章学诚看到了这个学风的弊端，尤其是由于开馆而导致的人所共趋的琐碎之学，已脱离了客观实际，脱离了社会现实，痛心于世人为史馆牢囿而追利逐义所以力矫时弊，倡导学术研究不能趋于时俗，而应“持世而救偏”。

　　解决的方案，在他看来，是归依史学，讲究凡例，“然则辞章记诵，非古人所专重，而才识之士，必以史学为归。为古文辞而不深于史，即无由溯源《六艺》而得其宗。此非文士之所知也。今长者欲论次其书，宜先定为凡例，意有所主，不妨畸重畸轻；例有所专，尤宜戒贪割爱。”这样的史学，当不就一般的掌握史料而言，而是指兼通才识之史学，这样才能既溯源《六艺》而得其宗，又能发凡起例，意有所主。

　　然而，这只是从学术上求变开新，而学术背后的政治，章学诚忽略了，这个政治才是解决史馆修书在引领学术风气方面的弊端的关键，即解决他心中的四库修书之困。宋元之际的刘埙曾论宋初搜罗隐逸困其心志的史事，他说：“当时削平诸僭，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心，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诸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之书。迟以年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于字里行间。世以此为深得老英雄之法，推为长策。”4清初统治者从历史的学习，以及现实的要求中领悟并借鉴了“老英雄术”，并以之为一项统治策略承袭之。并且，他们深谙了此术的基础上，更向前迈了一大步，不但以搜罗隐逸的方式去牢困士人学子的心志，而且还通过被困士人学子去影响控制一代学术及文风，以他们的好恶取舍引导学术方向，至乾隆时登峰造极。乾隆以后出现的“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5的局面，与此渊源颇深。6因此，四库开馆最终用心何在，当不言自明。但是，作为愿意为当时家国贡献一己之力的章学诚，他看到的只能是学术的一面，而学术与政治的因缘，也只能为他所未视，一叶障目了。政治敏锐性的匮乏，这或许也是章学诚不能入馆，也是他一生也不得志的原因吧。

　　因此，四库风气下史学的实质，抛去了史学经世的根本，流于虚浮。不过，正因为四库修书，乾隆时的史学方能产生。章学诚以慧眼洞识于此，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他既肯定优点又不掩盖缺点。他指出，乾隆时史学产生，正是因为四库征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者们为炫博炫奇，别为风气的结果，集全国之力的四库修书使各种史料荟萃京师，无疑丰富了修书的内容，促使了乾隆时期的史学的产生，“方四库徵书，遗籍秘册，荟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这种史学，时代特征非常明显，受考订之风的影响，虽然“非马端临氏之所为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 在“研索之苦，襞绩之勤”方面，他们的功劳确实不可少。然而，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却没有。至于春秋经世，讲求先王之志，则犹如“河汉”。这样的史学不求家法，“贪奇嗜琐，但知日务增华”，他担心“不过千年，将恐大地不足容架阁”，7在充分认识到乾嘉时期学者们执着于考证辑佚，对典籍拾遗补缺的功劳的同时，也见到了屑屑于考证辑佚而带来的烦琐之病，学术缺少思想，如无源之水，章学诚由四库修书而忧虑学术的未来。

　　确然，章学诚不愧是一个优秀的有公心的学者，他认识到了四库奖励汇聚人才的作用。刘知几曾论到的史馆修书长官意志的负面影响，章学诚在长官意志带来的弊病之外，看到了它流光溢彩的另一面。他在《朱先生别传》中讲到“适诏求遗书，先生欣然谓得行其志，且曰，此为非常盛典，必当人用专长，书明识职，然后沿流溯本，可得古人大体，而窥天地之纯，因上书具言条例。优诏报可，于是遂开四库之馆，用人不次，而功名之士，莫不斐然，若有杨刘雠校之思……是时词学小臣，藉四库晋阶历跻通显，肩背相望”8，对四库馆奖励汇聚人才之功，进行了充分肯定。而四库馆奖励汇聚人才，长官意志的作用不可小视。正如章学诚上所述，当时馆中人员的选举，甚为严格，如雠校一职，必得如刘向、杨雄者。另外，四库馆不但广罗人才，而且用人不次，藉四库开馆而得显耀者，不乏其人。如其初开之时，以翰林官纂辑不敷，刘文正保进士邵晋涵、周永年。裘文达公保进士余集、举人戴震，王文庄公保举人杨昌霖，同典秘籍，后皆改入翰林。9这些人才的在馆，起到了为天下表率的作用。就戴震与周永年的入馆而言 ，“二君者，皆以博洽贯通为时推许。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句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駸駸乎移风俗矣”10，天下欣然风向。

　　由此可见，章学诚既看到了四库修书的巨大贡献，也注意到了四库修书的弊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能认识到如此清晰的程度，无疑表明了他对四库修书的关注心仪。而他对四库修书的认识也无疑上承了刘知几等，在某些方面也可谓刘知几等史馆修史理论的发展。

　　（二）章学诚未入四库馆的原因

　　四库馆是办官差，按常规，平民是不允许入馆的。但乾隆四十三年（1778），章学诚中进士后，按理，以朱筠倡议修四库之功及本身的职位，完全可以推荐他入馆；或者与他相知的四库诸僚，亦可以为他通融。当时，与朱筠、戴震、翁方纲相友善的浙江归安丁杰，肆力经史，旁及六书音韵算学，长于校雠。四库馆开后，朱筠、戴震、翁方纲三人共同延请助理校勘之事，虽未列馆职，但得以以私人资格助理馆事。这样，一则可以施展章学诚的才华，一则可以共商学术大业，再则可以解决章学诚最迫切的生计问题。并且就章学诚本人而言，他对四库馆也是极其向往的，在他的文集中，我们可以见到他屡次道及四库馆。但事实是，章学诚始终未进馆。这就不能不谈到有清一代的汉宋学之争。

　　“在学术史上，每当一种学术形式走向极端而趋于没落的时候，它必然要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11，阳明理学在明末走向空疏，清初顾炎武等奋臂以批评阳明理学的流弊，倡导经世致用实学。实学发展到后来，经世致用的激进色彩蜕掉，积极向上之风仍在，考据占居上风，遂形成清代的汉学。四库馆开，更是积极引导这个风向，正谓“清兴，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御纂诸经，兼收历代之说；四库馆开，风气益精博”12。当时，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章学诚生活的时代，正是宋学式微，汉学昌盛的时代。

　　与四库馆学术观点的分歧是章学诚不能入馆的重要原因。四库馆的总纂官纪昀是不满宋学的，他在《总目·庆元党禁》条中道：“儒者明体达用，当务潜修，致远通方，当求实济。”在《总目·通鉴前编》中又说：“其审定群说，亦多与经训相发明，在讲学家中，犹可谓究史籍，不为游谈者矣。”所以《总目》提要言及宋学或宋儒时，往往挟持成见，熟视无睹事实本源。如纪昀屡言朱子因刘安世尝上疏论程伊川，故于《名臣言行录》有心抑之，不登一字。不知朱子尝受学于其外舅刘勉之，勉之之学出于安世，故朱子于安世倍加推崇，《言行录》中载其事迹多至三十七条。纪昀竟无视事实，好恶一凭己见，任意诋讥安世。13与总纂官之风应合的学者，在四库馆中，占有绝对优势。桐城派古文家姚鼐入四库馆一年后即告病回家，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学术观点不合，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梁启超说：“四库馆就是汉学家大本营，《四库提要》就是汉学思想的结晶体。”14这种提倡朴学的学风也正好迎合了当时的政治风向，也并非单纯的学术之争。而章学诚于乾隆三十四年以国子生参与编修监志时，诸学官多与抵牾，显然，章学诚是与时风不合的。孙德谦言“当先生时，学者溺于声音文字，相习成风，别树汉帜，其极也支离破碎，先生则一言以蔽之曰‘六经皆史’”15，张尔田称“先生当举世溺于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时，已虑恒干之将亡。独昌言六艺皆史之谊。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16。那么，章学诚的不能入馆，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学术见解与四库馆主流相左所致。其实，章学诚并非完全反对汉学，他真正反对的是门户习气，不满世风“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徵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对于这尴尬的局面，他曾无限沧桑地感慨道：“所撰著，归正朱先生外，朋辈徵逐，不特无甘苦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 17如此情致，在乾隆一朝，动辄批祸文字狱的世风下，是无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推荐他的。

　　有学者分析他学术在当时不得认可的原因，指出“故为先生之学逆风会，而为休宁高邮之学也顺风会。逆则不乐从，而顺则人人皆骛之……则先生之书之不大显于时也，固其宜矣”18。

　　同时，章学诚为人习文皆坚执己见，不阿随人意，这也应该是他未入馆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他一生中，有至为重要的二个人物，一为恩师朱筠，一为良友邵晋涵，他困窘至极，求助时，无私援手或主动关心的往往就是这二位。章学诚对他们的评论是：言朱筠“至于标榜声名，树立门户，则避去惟恐不速，尝谓学近乎名，不可为学；文苟有意于传，即已不足传……世知先生者，言人人殊，小子窃有以折中焉。先生之言，经纶用世，远矣而疏，未试于事也。山水诗酒，宾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坚忍有执，弗为势力转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盖以无用为用者也，人弃我取，独为于举世所不为者，将以矫世励俗，而恶夫汲汲于为名者也，虽时有所过，然闻其风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19，道邵晋涵“君以才学为权要人所知，稍诱进之，君毅然弗屈，故龃龉终身，君不自恤”20。无论师友，在章学诚眼中均刚直不阿，由此也可见章学诚的道德品性。

　　此外，从章学诚与戴震的交往我们更能看出他的个性。章学诚初识戴震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夏之交，与戴震的相识成为他学术生命中“头等重大事件”21，戴氏的义理之学给章学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导了章学诚的学问路数。22章学诚自叙当时见面情形“时在朱先生门，得见一时通人，虽大扩生平闻见，而求能深识古人大体，进窥天地之纯，惟戴可与几此”23，虽然如此，但章学诚与戴震，终身未相得契阔。

　　戴震，当时被许为乾隆学者第一人，戴震也毅然自居不让，曾言“当代学者，吾以晓徵为第二人”。24对于这样一个学术权威，章学诚并不阿附。他爱憎分明，对戴震有肯定亦有否定。他认为戴震缺少史德，不通史学，却又盛气凌人。如强加修志只贵古雅、侈言文献等观念给他。对于戴震的指斥，章学诚极为刻薄地回敬了戴震，他慷慨陈词，“如云但须随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又道“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矣”，25充分体现了他不附和权威、不随波逐流的品性。不过，他也并未因此完全否定戴震，史家之公心，是他的追求。他要求史学家学术品德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26。为戴震《原善》篇，他也曾在朱筠面前力争，认为朱筠等人视戴震作《原善》乃将“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的看法，是“买椟还珠”，不识宝物之举，27为戴震的《原善》正名。又肯定戴震发前人所未发的功绩，批驳时人认为《原善》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根本不知道戴震学问之人。章学诚一方面不为权威折腰，一方面又不失学术公德，他一生的潦倒，大概源于这种正直不阿的品格。

　　因此，正是章学诚坚执刚硬的个性，以及学术走向使他永远与四库馆无缘，终致“家贫亲老，勉为浮薄时文；妄想干禄，所谓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顾又无从挟资走江湖，粜贩逐什一，而加之言讷词钝，复不能书刺干谒，坐此日守呫哔”28的窘困局面。

　　（(陈晓华，重庆合川人，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联系电话：13683648036或81456357)

　　1 2005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 《章氏遗书·家书六》。

　　3 章学诚《朱先生墓志铭》，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页。

　　4 宋刘埙《隐居通议》卷十三“古今类编”。

　　5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1页。

　　6 当然，亦有不同的看法，如郭康松的《对清代考据学批评之批评》（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周积明的《〈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新义理学”》（载《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

　　7 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8 章学诚《朱先生别传》，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9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1页。

　　10 （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八《周书昌别传》，商务印书馆发行。

　　11 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12 《清史稿·儒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

　　13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卷二《论考作者之学术》，载《余嘉锡说文献学》，上海：上海古籍2001年版，第54页。

　　1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5 《章氏遗书·孙德谦序》，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6 《章氏遗书·张尔田序》，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2 页。

　　17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18 《章氏遗书·张尔田序》，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19 章学诚《朱先生别传》，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页。

　　20 《邵与桐别传》，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21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页。

　　22 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23 章学诚《答邵二云书》，《章氏遗书逸篇》，《图书集刊》第二期，第40页。

　　24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钱大昕传》，第一册，第49页。

　　25 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28页。

　　26 章学诚《史德》，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20页。

　　27 章学诚《答邵二云书》，《章氏遗书逸篇》，《图书集刊》第二期，第40页。

　　28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载《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