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35）

　　对于良渚文化时期的文明程度，其性质是古国还是方国，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研究认为：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超出了古国的范围，进入到早期方国阶段，现分述如下。
　　
　　　　　　　　　　　　　　一
　　
　　良渚文化时期是古国还是方国时代，已有专家作过论证，其主要依据是以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为代表的中心社区良渚文化遗址群。其中尤以莫角山遗址为最。莫角山遗址位于面积为33.8平方公里的中心良渚文化中心区内[1] ，在今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东部、良渚遗址群西侧。莫角山良渚文化遗址是1987年确认，1992年～1993年发掘，共揭露面积1400平方米。发掘报告称：
　　　　莫角山遗址呈较规整的长方形，东西长670、南北宽450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相
　　对高程约8米。……遗址的中部偏北佇立着三个土丘；西北为小莫角山，东西长100、南北
　　宽60米，相对高度约3米。东北为大莫角山，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180、南北宽110米，
　　相对高度6约米。西南为乌龟山，东西长80、南北宽60米，相对高度约4.5米[2]。
　　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座土台是加筑在平台之上，呈“品”字形分布。此次发掘的最大收获是：1、莫角山是已知规模最大的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并且是由良渚先民人工营造而成。2、莫角山遗址长方形、正方向的形态相当规整，巨大的台基上又有大致成“品”字形分布三座土台，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恢弘令人惊叹。特别在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之间的区域内，约有3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夯土层用沙层和黏土层间隔筑成，夯窝密集，夯层多达13层，最厚处达50厘米。3、在小莫角山的南侧又发现了打破夯土基址的大型柱坑，虽然不明柱坑的总体布局，却已证知夯土基址上曾有相应的地面构建。报告的结论说：
       如果我们现在对于近30万平方米的大土台是承载其上各类重要建筑物的大平台，三万平
　　方米的夯土层是建筑物或“广场”一类的基址的认识得到基本认可，那么如此超凡的场所，
　　绝不会是一般的用途，而只能是良渚文化各部族最神圣的礼仪中心。莫角山遗址从设计、营
　　建、组织、指挥、劳动力投入、种种礼仪活动等诸多方面所显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组
　　织结构和意识形态，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阶段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之一[3]。
　　莫角山王城及大型宫殿基址建筑群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的探讨良渚时期性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此，张学海先生以莫角山遗址为代表认为良渚时期已经进入古国，并且称之为“莫角古国”，而且是目前最早的中华古国。他说：“综上可知莫角山良渚文化聚落群的等级结构，并非最初的聚落分层，民经形成“都邑聚”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莫角山大台址是都，二级聚落是邑，三级聚落是村落。聚落————————————
　　[1] 王明达：《良渚遗址群田野考古概述》，载《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莫角山遗址1992～1993年的发掘》，载《文物》2001年12期。
的这种金字塔形等级结构，是社会等级结构的缩影。这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等级结构，集中反映了私有制、阶级和公共权力说诸国家社会本质特征的存在，绝不是氏族社会的现象，因此这里是个古国，可称为莫角古国。国都莫角山城的大型宫殿建筑群居住着古国的最高统治者君王，都城外围的反山、汇观山、瑶山等带祭台高台墓地，是他们死后的陵墓。……因此莫角山古国可能是5000年前的古国，同大汶口文化的大汶口古国、红山文化牛河梁古国一起，同属目前最早的中华古国，而莫角山古国的资料更丰富、更典型”[1]。而林华东先生则认为是“良渚方国”，并且与古史中的蚩尤有关。他认为：“那么，建立良渚文化方国的主人是谁呢？也就是说良渚先民是古史传说中的哪支部族？我以为纪仲庆先生的力作值得重视。纪氏以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所论太暤、少暤、蚩尤均属东夷集团为据，认为长江三角洲一带也可划归东夷集团。太暤、少暤部落主要位于山东境内，大致没有什么问题，而‘良渚文化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中的蚩尤部落集团’。按《尚书·正义·吕刑》载：‘蚩尤惟始作乱，延及平民。’高诱、马融都注意称蚩尤是九黎之君，‘九黎可能就是在良渚文化分布区之内。’我们从史书所记蚩尤有兄弟81人，可推知东夷集团中的蚩尤，应是包括九黎在内的众多部落联盟的首领谅无大错，纪说是可信的。…………综上所考，我们有理由可以认为良渚方国确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之一——蚩尤部落集团。而蚩尤盖即女生黎（依王树等先生考证，九黎即“九夷”，“蚩尤即饕餮”）等众多部落聪明的大首领”[2]。显而易见，对于良渚时期的性质存在着“古国”说和“方国”说。那么，如何认识古国与方国，这是当代考古大家苏秉琦先生的发明。提出：
　　　　总的来说，考古发现的“大遗址”规格，就是古城古国所在，背景是人口密集、社会经济发达，社会已有分工。所以史载“夏有万邦”、“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有据可依的。我们在最初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时，曾提到中国现行行政区划中的200多个省级以下的专区一级（现大部分专区已改为省辖区市）。以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有历史来源的中等城市为中心。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历史渊源，就是指相当于这些专区一级范围的考古文化区系是产生古城古国的基础。秦汉郡大致都是以现专区一级范围的古文化古国为基础的。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的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年至一千年，得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
　　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3]。
　　按照苏先生“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这一观点，则良渚时期恐怕达不到“方国”的水平，因为夏商、周，尤其是周朝其国家政治制度之健全，经济文化之发达，礼乐制度之完备，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三千年社会的模板。但是，苏先生同时指出：
　　　　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4]。
　　按照苏先生的这一说法，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到方国阶段。古国、方国是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这就是古国与方国有着不同看法的原因。如赵晔先生也认为：“莫角山如此丰富的内涵中透着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权威，说它是‘王城’并不为过，它无疑是良渚时期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最高权力的物化形态”[5]。刘斌先生则认定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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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张学海：《论莫角山良渚文化古国》，载《张学海考古论文集》，学苑出版社1999年。
　　[2] 林华东：《良渚方国与古史传说》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5期。
　　[3][4]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44页～145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5] 赵晔：《余杭良渚遗址群落形态的初步考察》，载《东南文化》2002年3期。
是一处都城级的城址和宫殿级的建筑” [1]。还有专家认为：“在所有遗址中，莫角山以其超大规模成为中心遗址。莫角山是一座人工营建的巨形长方土台，遗址主体是一大型夯土平台，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众多迹象显示，莫角山遗址是良渚时期金字塔型社会结构中最高权力的物化形态”[2]。 苏秉琦先生生前曾经预料“良渚文化随葬玉礼器大墓，人工堆筑坛台和大规模的遗址群的相继发现，使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研究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良渚文化可能已进入方国时代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3]。现在看来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到方国时代问题不是太大，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例如关于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就有五种不同的看法。黄宣佩先生则主张“良渚文化的年代，如不包括过渡期限，应当为距今4900～4100年”[4]。而芮国耀先生则提出：“经过60年的发掘研究，可以确认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的一支高度发达的土著文化。长江、钱塘江分别是它的北界和南界、东至上海地区，西达常州。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良渚文化年代跨度大致在距今5300～4000年之间”[5]。对此栾丰实先生总结为：
　　1、距今年代大约在5500——4000年之间，延续了1500余年的时间。
　　2、距今约有5350——4150年，大体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
　　3、在距今5260——4080年之间，前后待续了1300年左右。
　　4、上限在距今4700年，下限不迟于3900年，大约延续了800余年。
　　5、早期在距今4400年左右，晚期在3995±95——3840±95年之间，前后延续500——600年。
　　而他本人认为良渚文化的年代应为：“一、二、三期约从公元前3500——3000年，四期约从公元前3000——2600年前后，其下限或可略晚，前后延续了近1000年的时间”[6]。比较各家之说，关于良渚文化的年代大致范围在5500年～3900年之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其上限与黄帝时代大体相当，而下限则与夏朝同时。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研究成果，大禹建立夏朝的年代是距今4070年[7]。如是，问题就出来了。
　　
                             二
　　
　　我们知道夏代开国的是禹，禹名文命，禹是颛顼的孙子，其中心在今河南登封市的王城岗一带[8]，近年来在河南省的新密市的新砦发现了夏代早期的城垣遗址，因此，又有学者提出“禹都阳城”就是新密市的新砦。但又专家认为新密市的新砦应为禹的儿子“夏启之都”。参与和领导新砦遗址发掘的赵春青先生就认为“新密市的新砦遗址很可能是夏启之都”[9]，马世之先生亦认为新砦遗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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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刘斌：《良渚文化聚落研究的线索与问题》，载《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良渚遗址群调查简报》，载《文物》2002年10期。
　　[3] 苏秉琦：《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载《东南文化》1993年1期。
　　[4] 黄宣佩：《论良渚文化的分期》载《上海博物馆集刊》1992年第6期。
　　[5] 芮国耀：《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与良渚文化》，载《南北朝前古杭州》第26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 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载《中原文物》1992年3期。
　　[7]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第80页，世界图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8] 李先登：《夏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载《中原文物》2003年3期。
　　[9] 赵春青：《新砦遗址谱系与聚落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10日。
较恰当的称呼应为启都夏邑”[1]。考古发现禹及启的其活动的中心在今天的河南省的登封市与新密市一带，就地域而言，登封市与新密市同属于郑州市，土地接壤，在历史上原来属于新郑市的辖区有不少被分置的周边地区，包括今天新密市在内的登封和郑州市的一部分，随着行政区划的不断变迁才形成今天的格局。就小范围来讲大体不出100公里。2004年11月，我应邀参加了关于郑州建城3600年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会，会议期间，曾到过新砦考古现场，其规模之宏大，为夏代前期之都，无可非议。有意义的是，在同一地区，陆续发现夏及夏代以前的都城，这绝不是偶然现象，应是历史在连续发展过程中的再现。可以说大禹的政治或者活动中心在今天河南省的登封市与新密市一带。但是，大禹曾经到过相距千里之外的浙江余杭。《史记·夏本纪》记载：
　　　　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
　　今天绍兴有大禹陵供人们拜谒，即是会稽禹葬于此的明证。禹为什么要千里迢迢由河南省的登封、新密一带到浙江的余杭呢，是与当时的监察审计有关。司马迁说：
　　　　自虞、夏时，贡赋备矣。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会稽者，会计也[2]。
　　会稽山本名芮山、茅山，因大禹而改之为会稽山。《越绝书》也记载：“禹忧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大会计，更名茅山曰会稽”。另外，《吴越春秋》亦载大禹：
　　　　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西方群臣，观示中州。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乃大会计治治国之道，内美釜山州慎之功，外演圣德，以应天心。遂更名茅山曰会稽之山 [3]。
　　既然大禹能在浙江的余杭“大会计治治国之道”，说明当时良渚文化的中心地余杭是夏禹的统治地区，否则大禹怎么会到如此偏僻的地方来搞什么“会诸侯”、“命会稽”等。如果大禹到浙江余杭的记载属实，因为有不少学者就认为会稽不在浙江余杭而在安徽。当然我们认定大禹到浙江余杭，那么当时良渚的方国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关系。就良渚文化的年代讲，其下限在距今3900年左右，属于前期。后来良渚文化的突然消失是否与夏的强盛有关不得而知。苏秉琦先生认为：“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而且“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4]。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法夏与同时的良渚应该都是方国，如是，一个方国的首领是否就可以到另外一个方国的政治中心发号施令，炫耀权威，显然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与夏禹同时期的良渚应该属于“诸侯”级别的“臣”；但就良渚本身而言，却具有早期方国的性质。这是因为良渚文化时期是很难与夏朝相等同，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军事，都不在同一层次。当我们认定夏商周都是方国时，良渚所具有的古国文化只能是早期方国。不过，作为南方之尊，因其势力强大，所以夏禹借其地面大开杀戒，诸侯防风仅仅是迟到，便被大禹“斩以示众”，其目的就是提高权威震摄天下。这是因为大禹治水成功以后，深得帝舜的器重，准备将权力交给大禹，“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由于大禹“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5]。没有根基，尽管治水有功，但惟恐天下不服，所以要借助刑法来确立大禹的地位，于是就有了杀诸侯防风氏的行为，起到了杀鸡给“侯”看的警示作用。
　　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良渚已经具备了早期方国的性质。丁品先生认为：“良诸古国文化特征可————————————————
　　[1] 马世之：《新密古城寨遗址与“祝融之墟”问题探索》，载《黄帝古都轩辕丘研讨会专集》，中国古都学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新密市人民政府、政协新密市委员会2003年11月。
　　[2][5]《史记·夏本纪》。
　　[3]《吴越春秋》卷六。
　　[4][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44页～145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以概括为以下四项：1、良渚古国不同阶段均有一组相对稳定、富有特征的陶器群。（包括日常生活用器和其主要器型如鼎、豆、壶等前后发展演变泳络清晰可辨。）2、玉器发现数量多，制作精美，尤其以刻有神人兽面纹及其简化形式的玉制礼器最具特征。玉器可以说是对于良渚古国，恰如青铜器对于商周文明一样，它的重要价值在于它们是行政管理、军事统辖、宗教意识的物化形式。3、特殊的埋葬方式和墓葬陶器随葬品）。礼仪制度。如规模及营建方不同的墓地、玉敛葬、祭坛等4、良渚古国中心及次中心可能已出现规模不等的古城”[1]。是级别分明，贵贱不一等，所有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有力地支撑着良渚文化的文明体系。因此苏秉琦先生说：
　　　　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代。良渚文化发现的带有墓葬的祭坛和以琮为中心的玉礼器系统，应是宗教已步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瑶山等地墓葬最值得重视的现象，是琮、钺共为一个人的随葬物，显示神、军权集于一人的事实。玉琮是专用的祭天礼器，设计的样子是天人交流，随着从早到晚的演变，琮的制作越来越规范化，加层加高加大，反映对琮的使用趋向垄断，对天说话、与天交流已成最高礼仪，只有一人，天字第一号人物才能有此权利，这就如同明朝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仪式时是皇帝一人的事一样。这与传说中颛顼的‘绝地天通’是一致的。这种权力集中到一人为标志的政权转折，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方国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大国下的小国群体。从区系角度分析，太湖流域作为一个大区系，内部又分为若干个小块块，是大区系下的小块块。所以认识到良渚文化已具方国规模，才更有实质意义[2]。
　　在这里苏先生所提出的“良渚文化已具方国规模，才更有实质意义”，很有见地。而我之所以将其称之为“早期方国”，原因也正在与此。但是，芮国耀先生认为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奴隶：“良诸文化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礼制和社会组织形态，等级社会已经出现，权力开始向少数人集中，在良渚葬遗址中，墓有大小之分，随葬器物的制作、器类和数量上有显著的差别，有的墓葬里还发现了人殉，表明已经开始有奴隶”[3]。人殉、奴隶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考察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人殉、奴隶仅仅是个别现象，不具备普遍意义，所以说良渚文化进入早期方国时期是恰当的。
　　另外，从地域范围看，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超出了古国的范围，进入到方国阶段。“即北侧以长江为界，西侧经宁镇地区东缘往南，过湖州西部至杭州西郊、南侧暂以钱塘江为限。钱塘江以南的绍兴北部、萧山等一带，由于钱塘江入海口曾经数次南北摆动，不排除该小区今后可以归入良诸三国范围的可能”[4]。黄宣佩则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的分布圈，东部直达海边，包括宁绍甚至舟山地区，南达象山一带，西至镇江，北抵长江南岸，比以前所知的太湖周围地区更为宽阔”[5]。如此大的范围，从当时这个国家的情况看，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古国是能够成立的。
　　不过，对于良渚文化时期性质的研究，朱凤瀚先生认为：“太湖地区位于浙江余杭西部良渚、安溪、长命、瓶窑四乡镇地区内的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文化遗址群（含大型建筑遗迹、祭坛与大墓群）；黄河中游地区河南、山东境内多座龙山文化城址。由于这些重要发现远高于所属文化中一般遗存的规格，特别是多显示了权力体制的形成与社会层级化的鲜明，从而使研究者很自然地将这些发现作为文明的物化表现，并对其所属社会的文明程度作出较高评价。但是这些遗存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应如何理————————————————
　　[1] [4] 丁品：《良渚古国范围及其与周邻文化》，载《史前研究》第578～579页，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2]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44页～145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3] 芮国耀：《中华文明的曙光——良渚与良渚文化》，载《南北朝前古杭州》第26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 黄宣佩：《良渚文化研究50年》，载《史前研究》第22～24页，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
解仍值得作认真的推敲”[1]。毫无疑问，朱先生的看法是对的，而且具有指导意义。我们认为作为文明的物化表现，虽然尚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探讨，但就良渚文化的性质而言，已经进入了早期的方国时期是能够成立的。而任式楠先生通过对良渚文化等大型中心聚落和高规格建筑的研究后指出：“综观龙山时代，主要在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几个考古文化发达的地区，最迟在公元前第三个世纪中叶，初步建立了强制性权力系统，以汇集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就并具有地区权力中心地位的城邑为基地，于夏代王朝型国家之前，已形成邦国型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2]。这一提法又将良渚文化提升了一步，究竟是古国、方国还是“邦国型国家”，值得深究，特别是对考古的新发现尤为重要。
　　不过，这里有一个观点需要重视，那就是林华东先生提出来的、关于“良渚方国确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之一——蚩尤部落集团”的问题。蚩尤作为南方的先民领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逸周书·尝麦篇》称
　　　　王若曰：宗掩、大正，昔天之初，囗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囗囗上天末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冀。以甲兵择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
　　赤帝就是炎帝，这是官方的记载，可见黄帝战蚩尤至少在周初成王时就已经得到了认同。又《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
　　上述记载十分明确，神农氏时期，或者说神农氏无法控制当时各地所谓“诸候”的叛离。特别是三大诸侯，即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蚩尤为南方之战神，影响很大。有意义的是上述的记载传递给我们最明确的信息是：第一，蚩尤与黄帝同时；第二，蚩尤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于蚩尤，著名古史大家徐旭生先生曾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提出蚩尤和黄帝、炎帝属于不同的集团，即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之“东夷集团”[3]。但是，良渚方国是否就属于“东夷集团”的“蚩尤部落集团”，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首先，蚩尤与黄帝是同时期的两个杰出的人物，黄帝所在的年代，现在基本上被认同为距今5000年，据此，蚩尤也应该在距离今天5000年。现在的问题是良渚文化的年代在距今5500年～3900年之间，从年代来看，距今5000年正是良渚文化的上限所在，而这一时期的良渚文化并不发达，与华夏集团的黄帝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根本无法与黄帝相抗衡。其次，良渚文化的发展，只是到了晚期才形成了具有早期方国的规模，这一点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无须讳言。因此，我们所说的良渚早期方国指的正是这一时期，而此时的“蚩尤部落集团”是否还存在，同样是需要认真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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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朱凤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载《文物》2001年2期。
　　[2] 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载《考古》2000年7期。
　　[3]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57～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简   介：徐日辉，男，汉族，1953年11月生，辽宁省海城市人。现任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旅游文献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天水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伏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百民族史研究会理事。浙江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陕西宝鸡周秦文化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现已出版学术专著7部；在国内外、境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完成省、厅、市科研项目10余项。获省级社会科学奖4项；省级科学技术进步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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